01 August 2010

近來偶拾

剛過去的一個學期修Habermas 一科,讀了一些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考完試後借了Colin Hay 的Why We Hate Politics 一書。然後到歐洲時開了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回來後繼續讀Why We Hate Politics。兩個星期前我讀通了三書的一個主題,然後想正正經經的寫出來,因為也是當下個人回應社會時出現的問題。

但昨天看了一點wiki,今天再想想其實自己的也不是這麼新穎的看法。也就放棄了正經寫的念頭。但也隨意說一點吧。

市場官僚於Lifeworld裡殖民
哈巴馬斯在 TCA裡頭提出殖民化(Colonization)來描述現代社會的問題。哈巴馬斯認為所有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解決問題的方法可分為三類:一、溝通;二、市場;三、官僚制度。從歷史來看,不難明白溝通作為人與人之間解決問題的方法先於市場及官僚制度。後來由於人與人之間互動越來越多,亦更見複雜,所以要一些更有效的系統(Systems)來處理問題,市場與官僚制度就是幫助人們解決的系統。市場裡頭只聽從錢,官僚體制只聽從權力。錢與權力在哈氏的歸類是媒介。(注意:權力相應的系統係官僚而非政治。因為民主政治在哈巴馬斯眼裡正正是以溝通來進行的。)但反觀溝通,它只講求原因,或溝通理性。

現代社會的問題非因許多日常事務已用市場官僚制度解決,因為這些都是必要的,反而是不該用上市場官僚的地方用上了,以溝通為主的世界Lifeworld 被系統所殖民。因此有Colonization of Lifeworld 此理論。課堂舉的例子為教育,大學老師的工作少不免是發表,有所謂的publish or perish。而重發表外,還只重發表之量而非質。有發表就有錢。這不是市場導向了?

新自由主義的去政治化
哈巴馬斯有指出Lifeworld 被殖民後的弊端。但今天我想集中講人如何回應社會這問題,所以不提哈巴馬斯的。而答案可在Why We Hate Politics 一書中更清楚的看到。Colin Hay 解答了我許多儲下來的疑問(上次同人討論五區公投時被人考起)。例如一有民主會唔會派錢派到香港窮等。Colin Hay 回應是這都是新自由主義的看法:將人設想為只是自私。所以政客為了獲得最大量的選票,會大派福利甚至錢。故事黎到都未完,咁新自由主義者的回應係:遠離政治。替代的是市場,或者一些委員會或technician。這些人無選民要負責。這裡不就看到了Hay 與Habermas 的一些類同處,市場取代溝通,人不想或不會改變。這個是對當下形勢的分析,而我覺得頗為準確。

因此Hay 說新自由主義是去政治化的政治。透過六七十年代學者對人的假設,後冠污名於政治,讓許多應該討論的事情都變成市場決定。Hay 認為既然政治家係咁信唔過,為何不是讓他們留在一個人民能夠監察的地方呢?將國家許多決定交去所謂委員會,獨立機構不是讓人民更難監察,他們更容易任意而行?

原因可能是物化
那用市場官僚取代溝通究竟如何影響了人回應社會呢?這個是我讀到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時想到的。有趣的是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有受到Alfred Schutz 影響而寫成,而Habermas 的TCA 又是Schutz 影響,尤其是現象學運用於社會學的概念。

Burger 跟 Luckmann 提到體制(institutions) 對於人來說是客觀存在,意指一個人內求(introspection)不能明白體制,他只能向外,去學習。據個簡單例子:打招呼。內求並不會令一個小朋友明白如何及為何要打招呼。我們都是經過教導,或者用英文socialisation 去學會社會上的體制。因此社會上的制度,運行方法對於人來說是客觀存在。但是書中提醒:
It is important to keep in mind that the objectivity of the institutional world, however massive it may appear to the individual, is a humanly produced, constructed objectivity. 
還有:
Society is a human product. Society is an objective reality. Man is a social product. It may also already be evident that an analysis of the social world that leaves out any one these moments will be distortive.
因此,最大的問題是物化。就是一些本應是人創造出來的東西,後來被人認為不可改變。把所有政治參與這設想成只為私利,將決定去政治化。事情交於市場官僚制度後,我們不再需要討論。兩者結果是人不需要反思了,不需要改變已有制度。由於人習慣物化社會制度,令人失去改變制度的念頭。因此,就算Colonization 後或去政治化後的制度出了問題,人們亦會認為無辦法改變,甚至一開始就全盤接受,沒有懷疑。難怪很多討論制度時,會聽到此般回應:「係咁架啦,唔係點呀」

Habermas 對Colonization 的回應是恢復溝通,Hay 的回應就是政治化,亦即恢復大眾討論,讓決策恢復大眾手中。但與此同時人需要明白社會制度是可以改變的,差在怎樣及如何改變。因此要在窮盡改變的可能前,不要「係咁架啦,唔係點呀」。要批判思考,才是準備更好的世界的法門,或是為了許寶強常用的「另一個可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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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講左咁耐,可能我只係講緊social constructionism

有機會應該再讀多一點這個學派。沈旭暉回應呂大樂時有提過,跟住wsy 近來又提過,但我還沒有了解,果真罪過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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