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已經讀完了，在沒有讀書會的情況下。中學時雖有修讀歷史，但實在與今次自發讀這書的感覺差太遠。而且，這本書提到了對法國大革命之產生三種不同的看法，是從前歷史科所不能做到的。

接下來還是革命書，European Revolutions: 1492-1992。讀了數頁，Charles Tilly 用交通擠塞來比喻革命成因，觸及社會事件如何產生。

巧合的是，近來跟同事多了討論政經時局。因一位同事是讀政治但沒有讀過《共產黨宣言》，想起從前跟朋友要一起研讀《宣言》。也想起了在大學時期關心政治社會的朋友們，在這一次佔領行動他們有沒有參與，他們的信念跟從前有沒有甚麼不同，我好奇。因為，已經不再像是那些討論高鐵、行動、理論、功能組別、民主的日子了。也許社會還是討論著一樣的事情，但確實同期友人的面書已經有頗大的變化，我自己也是。

逾越資本主義

盧斯達：MK仔女比他們更像「左翼」

「我們去旺角，不是為了生產，也不是為了消費，我們是為了政治信念和鬥爭。因此旺角現場，廣義來說是一種逾越資本主義羅網的越界行為。」

不為生產不為消費就是逾越資本主義的行為？首先，資本主義是一種經濟制度。其特徵為全部或大部份的生產資料(means of production)由私人而非國家擁有，擁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會同時出錢雇用勞工生產。因此，逾越資本主義應該是挑戰私人可擁有生產資料這經濟制度。其他的經濟體制可以為封建或大部份的國有化。

資本主義下工人由於沒有生產資料必須出賣勞力，而資本家只需透過壟斷生產資料來奪取工人的勞動成果。在這個制度下，工人沒有不出賣勞力的自由。是的，MK仔女不是為了生產也不是為了消費，我也明白當中可能有人是罷工來抗議（沒有生產），但最後他們的鬥爭都必然會涉及消費，不然恐怕連飯也沒得吃。這樣又是否逃離逾越了資本主義定下的必定為消費為生產這「邏輯」？

再看看旺角仔女的訴求，由於沒有親身調查過，不知道可否用爭取真普選來總括。但是，他們沒有要求廢取私人擁有生產資料。應該沒有國有化土地及交通吧。他們是否爭取往後的生活不為生產不為消費？這個由旺角仔女來答吧。

我不覺得現在本土派口中的左膠左翼真的很左，也不見得MK仔女比左膠更「左翼」。普羅民眾充權也當然是好的，但兩者之間沒有誰比誰更「左翼」。

很久沒見

有多久沒有發新博文？我也沒有查證。之前寫了一篇短篇小說，因要重複自己很久前的文章，所以翻閱了一下這裡的舊文章。有些已經回頭看已是蝦蟆的油，有些則是不停的自我重複。

也很久沒有讀書，甚至覺得自己不再可能像從前研讀理論，了解世界。畢竟在工作及閒餘外我選擇了最容易的道路。

不過，最近卻選擇重拾書本。讀了一本小說，然後還開始讀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有興趣組讀書會的朋友可聯繫。

2011年收入分佈－稅收與福利

早前看到政策圖解的一張圖，是這樣的:

個A - B/A 是錯的。應該係A - A/B。

然後看了看2011年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

按每月主要職業收入劃分的人口是這樣的:

不計外籍家庭傭工，大部分的工作人口應該是介乎$6,000至$19,999 (或至$24,999)，共佔60.6%(或69.3%)。再看看按十等分組別工作人口收入中位數：

全港中位數$12,000。
然後看看除稅後收入。

關於除稅後住戶收入，主題報告是這樣寫的:

3.11 將原本住戶收入減去稅款總支出便可得出除稅後住戶收入。當收入較多的住戶繳納較多稅，而收入較少的住戶繳納較少稅，甚至無須繳稅時，收入的重新分布即因此而產生。若按平均除稅後住戶每月收入與平均原本住戶每月收入的比率進行分析，即可發現第二個至第九個十等分組別的有關比率在二零零一年至二零一一年間保持相當穩定，比率在 94% 至 98% 之間 。 （ 表 3.3）

3.12 不過，稅務對住戶收入的效應在最高和最低的十等分組別較為明顯。由於在最高的十等分組別的住戶繳納最多稅款，在過去十年的相應的比率比較低，約為 90%。另一方面，最低的十等分組別的住戶相應的比率亦較低，並由二零零一年的91.4% 下降至二零一一年的 89.8%，這是因為組內的住戶所繳付的差餉和地租佔其住戶收入頗大的比例。 （ 表 3.3 及附錄 A4.1） 

表3.3:

數字上，在2011年除卻第1、第9及第10組別，佔平均原本住戶每月收入的百份比值是在96.6%至98%之間，大家交稅對收入的比例應該是差不多的。

是次統計下的稅務是由(一)薪俸稅及物業稅以及(二)差餉及地租組成；社會福利是由(一)教育福利 、(二)房屋福利及(三)醫療福利組成。

有報導這樣說：

任教師逾十年的王惠成，一家四口，家庭月入約十萬，對施政報告評分六分（十分滿分），主因惠及中產措施不足。「整份報告明顯針對幫助弱勢社群，站在中產的立場，有睇過等於無睇過！擔心特首梁振英為日後為普選鋪路，要在基層方面爭取支持，所以加大力度助基層。」王先生是十等份中最高一層，佔全港工作人口的4.5%。

按王先生的標準來說，家庭月入十萬是中產。假設夫婦兩人各月入5萬，已經貼近最高十等份的中位數。而十等份來說已經是最上層。現在的社會景況是最上層的比其餘階層更需要幫助？

另外，社會普遍有言論說不想交稅養懶人及新移民，但從上面數據來說，一個可能是他們都是最上層的人，另一個可能是他們誤以為自己沒有得到福利卻一味交稅，而事實上卻是在除稅福利轉移後有賺。我想既然大部份人也不是揾很多，卻出言說交了許多冤枉稅（枉給懶人新移民），這可能是沒有很大的說服力的。

薪俸稅與綜援數字、以及其他

根據表193：政府收入（一般收入帳目及各基金），

2012-2013 年度政府薪俸稅收入為 50,467 百萬 (540.67億)。經營收入總額為344,606百萬 (3446.06億)，政府收入總額為442,150百萬 (4421.5億)。薪俸稅收入佔前述總額分別為15%及11%。

根據2013年香港統計年刊，

2012至2013年度全年綜援發放款項為19,772.7 百萬 (197.7727億)。由此可得，全年綜援發放款項佔政府經營收入總額的5.73%。

根據表194：政府支出（一般收入帳目及各基金），

2012-2013年度政府經營開支總額為302,942百萬 (3029.42億)，政府支出總額為377,324百萬(3773.24億)。由此可得，全年綜援發放款項佔政府經營開支的6.53%。

另外，由於講起稅收狀況，想指出漏稅情況：

2012-2013 稅務局年度的第五章：

在2012-13年度，實地審核及調查科完成了1,802宗個案（包括避稅個案），合共收得約34億元補繳稅款及罰款。

數字是客觀的，但是挑算甚麼數字卻是主觀判斷。對於交稅然後養沒有貢獻（例如不工作）的新移民這個問題，我想以上數字是有幫助的。當然有人會打出七年後97年後來的新移民不會在政府統計上當作新移民的論點，也會有人打出養一個沒有貢獻的新移民也嫌多的原則問題，甚至會擴展到所有領綜援的都是懶人、沒有貢獻的論點。

如果是那樣就請同力注意非新移民的「本地人」是否出現不工作沒有貢獻，如果也同力批評了他們，也許下一步就是同力批評那些沒有交稅但接受社會任何形式資助的人，將每個人的勞動貢獻量化吧，來一個大審判。

舊文：一些新移民數字

游靜＜婚姻這形式＞

讀到了一篇有趣的文章，游靜的＜婚姻這形式＞

愛很易，碰上對的形式很難。無數關係所謂的「不咬緣」、「有緣無份」其實是感情的形式不對，非關乎內容。他／她愛他／她的方式不是她／他可以接受；他／她要她／他愛他／她的方式不是他／她能夠付出的。父母子女夫妻情人兄弟姊妹亦然。張瑛分明還是愛，白燕為甚麼不可以接受他晚歸？白燕衝到張瑛的辦公室，分明是大刺刺的愛，張瑛怎會認為她丟盡他的臉，把她轟走？他們各自不能接受彼此的形式，這段關係如何維持？如果能把內容與形式分開來想，這樣內容對了，形式是否可以妥協？只要張瑛夠對，白燕是否可接受，張瑛也夜歸也喝醉也打牌輸掉半份糧？還是我們大多只被這些形式迷惑以遮掩內容的空洞？還是，愛的形式其實就是愛的內容？

也許是消費當道，人也變成一件貨品，愛情變成一個市場，各人都喜愛用條件去看人去審評人。但愛情的條件應該不是外貌、財富或性格，而是形式。不是愛與不愛，是形式對與不對。也像父母對子女的愛，寵壞了或嚴格的等等。對的形式舒服的形式難求，可能才是覺得需要運氣的原因。如果不能改變大家的形式便更是了。

基本法下的單程證審批權

由於個討論只係停留這是李柱銘的法律意見而沒有實際討論法律，希望係呢度整理下個討論。下文粗體都是本人自加。

李柱銘說的是否一個「法律意見」，我不知道，但蘋果日報是這樣報導：

前《基本法》草委、資深大律師李柱銘指出，《基本法》的相關條文只寫明內地人來港須辦理批准手續，沒「寫死」香港不能「參與」有關手續，建議容許本港審視內地的申請文件，以免有人渾水摸魚及藉此「種票」。

[...] 

他指《基本法》第22條第4項並沒寫明香港不能參與審批，只說「中國其他地區的人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須辦理批准手續」，認為可在毋須修改《基本法》或釋法的情況作出改動，建議容許港府審視單程證申請文件，以確定其所宣稱的「家人」是真確存在，並查核申請者有否在港觸犯嚴重罪行，以向內地反映或表達不同意該人士來港。

山中：

他應該多看幾次《收回單程證有什麽用？》，我實在不想每天都為這個話題寫文章。李資深說『《基本法》…只寫明內地人來港須辦理批准手續，沒「寫死」香港不能「參與」有關手續』，但《基本法》22條就說明「其中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定居的人數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門徵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確定」，意思是進入香港定居人數，所謂的單程證配額，由中央政府部門決定，但它們要事先徵求香港政府的同意，既然決定權在中央政府部門，審批權自然就是歸它們了。條文很簡單，李資深吃錯了什麽藥？

[...] 

考慮事情不能只看到對自己有利的一面，還要看到對自己不利的一面，反之亦然。選擇任何政策到都必須考慮成本、收益和風險。收回單程證審批權的成本就是法治，很難想像每天高叫民主自由的人可以提出這種建議。李資深要想一想到底什麽是法治。

林忌：

因此當 10 月 28 日李柱銘接受蘋果日報報導，說單程證審批權連基本法都唔使修改，香港本身就有權做的時候，林忌立即引述李柱銘的法律意見，批評獨媒近日的所作所為，非常無恥 [...]　

問題1：究竟李柱銘是否說香港本身有審批權，即獨立於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或否決單程證審批個案，還是只是說香港可以參與審批，參與的程度是審視有關文件，作相關查證，向內地部門給予意見呢？

在未解決問題1 的情況下，我先假定林忌理解正確，那麼我們就應該看看基本法相關條文，第22條說的批准手續就是單程證。

基本法第22條第4款：

中國其他地區的人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須辦理批准手續，其中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定居的人數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門徵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確定。

22條第4款的英文是：

For entry into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people from other parts of China must apply for approval. Among them, the number of persons who enter the Region for the purpose of settlement shall be determined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after consulting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gion.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英文本的決定有這樣一句：

如英文本中的用語的含義如果有與中文本有出入的，以中文本為準。

那可以只看中文版本，人數由「人民政府主管部門確定」，香港特區政府是可以給予意見。給予意見是在條文上香港在決定人數中的唯一參與，注意這是徵求意見而不是要徵得同意。這個上面引述山中已經說過，這裡只是拾人牙慧。

李柱銘的「法律意見」是怎樣我不知道，蘋果只是引述而已。其實，李柱銘的說法可以被解讀成說香港可以在不修改基本法的情況下去審閱單程證申請文件，防止有人作假，此種做法便是參與審批過程，而不是審批。於我來說，整個討論雙方只是把「參與審批」等同審批，而且去到不必要的去到李柱銘明不明白法治。畢竟重要的是審批制度是否有問題及如有，該如何解決（包括會否犧牲法治）。但是，香港沒有單程證的審批權，從基本法字面來說是很清楚的。當然，如法官一樣，希望雙方能夠詳盡辯論，才就是否需要修改基本法來取得審批權一問題作出更好的判斷。

問題2 ：香港政府是否有權審視閱單程證申請文件？由於條文本身並沒有講明可否睇申請文件，需要借助脈絡，其他條文去解釋 (廢話！)，這個朋友 T 說過，「如果consulting就可以審視內地有關文件，同樣有consulting字眼的17條係咪指基本法委員會可以審視人大常委會的內部決議文件？原來基本法委員會咁大權的？」

註這篇不是法律意見。

「永久性居住屋宇單位」及「家庭住戶」

有朋友在近日討論「源頭減人」時提到「永久性居住屋宇單位」及「家庭住戶」兩個數字，所以就查一下。

2013年10月的統計月刊，永久性居住屋宇單位的數字為 2,647,700。(第142頁)

2013年6月至8月的家庭住戶數字為 2,420,800。

永久性居住屋宇單位種類明細:　

非住宅屋宇單位在2011年3月的數字是22,100，當年的永久性居住屋宇單位的數字為2,59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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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國威早前以上述頭兩組數字向梁振英提出質問。後來范國威聯署了「換特首是唯一出路 還香港人一個家　抗融合 拒赤化 反盲搶地」當中有這麼一句: 

梁振英的「盲搶地」政策，有一個根本錯誤。現時香港並非缺地，而是新增人口實在太多。由回歸至今，每天約150人，已有超過70萬內地人取得單程證來港定居，因此港人的平均居住面積越來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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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性居住屋宇單位總數取自屋宇單位檔案庫，該檔案庫包括所有住宅屋宇單位及通常有人居住的非住宅屋宇單位，但不包括非住宅用途、酒店及院舍內的屋宇單位。(2013年10月的統計月刊第135頁)

家庭住戶指一群住在一起及分享生活所需的人士，他們之間不一定有親戚關係。自己單獨安排生活所需的個別人士亦當為一戶，即「單人住戶」。(在統計期為2001年第一季及以後由綜合住户統計調查結果編製的統計數字及2006年中期人口統計，成員只有流動居民的住戶不包括在家庭住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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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壹週刊：梁振英房屋空置數字錯得離譜！

很久沒見

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在這裡寫了，之前讀這裡的人可能已經沒想起沒留意。可能已經變得不太重要，相反重要的是這裡代表了自己的一個理想，或者是某一部份的自己，那個曾經對自己有要求而且誠實的自己，這個自己還是否存在。

因為種種原因我想在八月開展多個寫作的計畫。但想在這裡再寫的動力卻來自今早的問題：「我是否滿足於現在的生活？我會否這樣繼續下去？」有一刻我覺得很滿足。因為人工漲，很多現實問題可以避開，但是這就是我要的生活？那一刻竟然感到不安。確實地計畫將來不是我們這代人會做的，但想到一直要維持現狀也覺得有點恐怖。

有點討厭停止思考的自己。

想起打算入讀音樂系時的想法，果然是有智慧。那時候相信我此等凡人或許只能靠某種強逼來提高自己。另外，一萬小時的理論其實也是這麼一個道理。成材的條件可以在工作時候發生，因為工作是讓你持續花時間去練習某些事情，人生中沒有很多此類機會。因此，現在覺得工作除了會壓迫生活，其實也有修練技藝，讓人進步的特質。亦因為如此，工作的內容要好好的選擇。

既然大的改變不了，還是留待工作之外。從讀書開始。

Searching for Sugar Man

Searching for Sugar Man 說了一個挺離奇的樂壇故事。Rodriguez 在70時代初期錄了兩張專輯，但卻沒有如製作人預期紅了，寂寂無聞的退出了樂壇，但其實他的專輯被帶到南非後，竟然紅透半邊天，雖然沒有人真正知道它是誰。最後，當然是讓南非人找到Rodriguez 及讓Rodriguez 明白到自己在南非紅了。當時我的感動位置是銀幕上放出南非人狂熱在音樂會場地叫著，不斷想起掌聲。那一刻是真的要流淚了。Rodriguez 得到他應該得到的，他的音樂不是無聞的了。Justice is done 我想我的感動有這麼一個原因。

有點奇怪不見到任何朋友說起這電影，因此特此推介。尤其是看看Rodriguez 在不能紅起來後在幹甚麼，以及紅了後又在做甚麼，那時電影剪了《I will slip away》的一段：

And you can keep your symbols of success 

Then I'll pursue my own happiness 

And you can keep your clocks and routines 

Then I'll go mend all my shattered dreams

不會有那種日本動漫熱血橋段，但才是寶貴的一課。

Searching for Sugar Man

我想有段時間沒有在看電影時候感動了。是的，Searching for Sugar Man 讓我想流淚了。

一直都在

Wiki 有關 Adagietto 這樣的寫 :

It was written as Mahler's love song to Alma. According to her letter to Willem Mengelberg, Mahler left a small poem: "Wie ich dich liebe, Du meine Sonne, ich kann mit Worten Dir's nicht sagen. Nur meine Sehnsucht kann ich Dir klagen und meine Liebe. (How much I love you, you my sun, I cannot tell you that with words. I can only lament to you my longing and love.)"

放這在送你的mixtape 裡是想你聽聽這個聲音。也是我一直想跟你說的事情。雖然我沒有言明，但如這Adagietto  一樣，一直都在。

有一個人

《挪威的呻吟》中Alma 跟朋友同住一個沉悶的挪威小鎮（跟性主題有個對比）。電影描述Alma 經常有性幻想，最多的是當然她喜愛的Artur，然後她搞笑地幻想朋友父親挑逗的情況，當然Alma 也有色情電話帶來的幻想。但有一樣是確實發生，就是Artur 曾用他小鳥戳Alma 的大腿。Alma 如是說，可是沒有人相信，所有人放逐 Alma，包括懦夫Artur。Alma 會怎樣呢? (敘述大概應該停在這裡。) 色情電話操作員說總有一個人會聽你講的。於是Alma 最後一個人鼓起勇氣到奧斯陸見朋友的大家姐Maria。Maria 聽了Alma的故事，說你根本沒有錯。故事就轉向了。母親諒解，朋友跟Alma 和好，Artur 表白及拉橫額承認自己曾用小雞戳Alma。這不就是跟一個人說過就好了？有Maria 及其開放的大學同學明白就好。

三月表演

三月已過一半，正經事全都沒有處理好，只是看了幾場表演。

今天看了《體育時期2.0》。戲完了有座談會，見到有點似方大同的董啟章。這類座談會好像總會有人要炫燿自己的知識，例如今天有人就說了《體育時期2.0》中加插的閒遊者似奇斯洛夫斯基《十戒》中的旁觀者。單純的炫技而已，董回說能看出兩者相似是很好，而其實很多作品也有這種設定。然後，由於創作者現身，大家都似想問一個權威的意見，例如閒遊者怎樣走出來的，導演譚孔文說要觀眾自己解釋，但也說了些少他的構想歷史。可能是大家太習慣有標準答案，沒有了就像沒有看明白似的。當然問董啟章怎樣看這個改編我覺得是可以的。

比較想記下的是董啟章說在《學習年代》中的搞劇場的環節就是因為當年看《體育時期　青春．歌．劇》後所啟發的。看來看到改編的作品對董的影響是有點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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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在香港藝術節看了KJ及Wilson Ng 的演奏會，及Einstein on the Beach。無疑Einstein on the Beach 是一個很獨特的觀看經驗，雖然也算是會聆聽 minimalism ，但四小時的歌劇是真的很不同的經驗。真的是在重複嗎？但某些事情大量的重複時，我們會發現到一些新的東西。

明白

早一陣跟大學最後時期的同學聚會，遲到，坐在房門口附近，剛巧坐在 t 旁。t 問了問近況，我也就補上最新消息，然後 t 就立即對我的工作量作出評價。到現在我也想起他的話，是被明白的感覺。也是一種認同的感覺。

有一個人明白理解就好，正如有時候跟一個人說了就好，本來想寫下來的動力也就消失了。這大概是梁朝偉跟樹洞說秘密一樣吧。



不能強求，所以美麗。也不須刻意。如果我們有時候也將自己關上，也不要忘記曾有人對樹洞說話。

重複

重遇某些中學同學，當中不乏音樂高人。我想有一刻我腦海有閃過一個問題：如果我當年有努力，我是否也會稍微高一點？梁文道在《我執》中說：

每次聽柯岡的「夏康」，我都會問自己，如果幼時好好學琴，會不會有一天我也做得到呢？ 

當然不能，我不願意在這一點上自欺欺人。可是我們就是喜歡回首來時路，以為自己原該變成另一個人；不一定比現在好，也不一定比現在壞，但總之是個不一樣的人。(298頁)

當然不會是柯岡(Leonid Kogan)，也許會好一點吧？儘管還是會想這個問題，但已經感覺不大。感覺麻木了，接受現實了，還是真的放開了？說不準，也不太重要。現在既然有機會，就盡力練習。D說我為何沒有教琴，我說找不到，但 k 說我要找就一定找。中間還有一兩句，最後我回是大學時候我沒有做過正經事。

最近回想起最初兩年的光景，我可以到音樂圖書館借Philip Glass 的 Einstein on the Beach 然後回宿舍放，就這樣度過一個人的下午。現在想起來那時候的顏色一定灰灰的，天色以及房間裡的燈。最初兩年有許多事情想不通，也沒有接受。一部份跟音樂有關，一部份則跟學業前途有關。在第三年卻忽然開竅，沒有再多想，可能是接受了自己沒有競爭力這一回事，也明白了人與人相處的道理。

在剛過去的週末，親身觀看Einstein on the Beach，在重重複複的音樂中想起在宿舍聽 Philip Glass 的日子。有說有人大學時候無聊得很，練成絕好的擲飛鏢的技術。我耐力不夠，什麼都沒練成，書也沒有多讀，現在倒是後悔了，正經的事真的沒有做成。也是後來感到許多事情重複的原因。

二月

二月過了，雖然想過寫足二十八篇，但最後只是寫了九篇。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數字。又其實，也有些草稿擬好了，但還是暫時放一邊，到真的想清楚或寫好才發。

最後二月進了一次戲院，睇《林肯》。社交圈內沒有什麼評論，這個讓我好奇的。為什麼Les Miserable 就那麼感動人？失敗的革命和愛情線高於其他線，但很多人還是推崇當中所提倡的「革命」或以此為旗幟應用在香港？《林肯》有沒有打破平常刻板的影像？我覺得《林肯》中最值得留意的地方是，林肯買票來換取憲法修正案通過。這是議會民主下曾經發生的事。這裡應該要有些討論吧。

三月來到，要處理的事情開始多了。不怕，三月有三十一天。

偶拾

最近頹廢的時間比較多，但讀了一本書的一章，覺得幾好。是 Grahma Crow 的 The Art of Sociological Argument。介紹了不同的社會學家的研究方法或者是手法。當然我還是懶的，只讀完了傅柯的一章，當中有一段是這樣的：

"In pursuit of his dream of promoting 'a new age of curiosity' he sought to use evidence about bygone episodes so that we may 'find what surrounds us strange and odd'. This enables us to better answer they question 'what are we to-day?'. He did not intend this 'history of the present' to be a comfortable experience; rather his approach constitutes ;an affront to our habits of thought'. Foucault used the technique of juxtaposing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so that attention is drawn to the distinctiveness of the present, by revealing what we take for granted about current arrangements and by exposing historical discontinuities and unexpected parallels." (129)

傅柯的方法是利用從前發生的事，讓我們感受到現在身處的環境也是奇怪的。透過從前與現在的比較，讓我們自覺對「現在」太少反思，並且全然接受。我們同時也會覺得社會是一路進步的，但其實不然（這裡就有可能讓人把傅柯歸入「後現代」，但書中說傅柯拒絕這樣的分類）。

那麼傅柯要揭穿的範疇是：

"Foucault's approach was designed to contribute to the process of 'wearing away certain self-evidentness and commonplaces about madness, normality, illness, crime and punishment'" (129)

瘋癲、疾病及罪惡 ，都是與一種正常相對的。這都可以說成是社會上給每一個人的標準，達不成便要規訓。

Crow 又說：

"Foucault's sense of the open and contingent character of social change is also conveyed in his remark that 'the things which seem most evident to us are always formed in the confluence of encounters and chances, during the course of a precarious and fragile history'. This sense of history as an open process in which 'things can be changed' took the argument much further than Weber's critique of determinism did, even though there are important similarities between two thinkers." (144-145)

現在的制度看似不證自明，但其實是許多個可能性之一，而且都可以改變的。這是傅柯思想的積極作用，或者說是Crow 理解的傅柯中的積極作用。

剛巧在New Left Project 看到談及傅柯的訪問：

‘Things don’t have to be this way’ (Part 2)

"Can you clarify what you mean by the phrase ‘how we think collectively’?

For Foucault, we are thinking collectively all the time, producing ways of viewing the world and behaving in it. Because this thought is collective and impersonal, it is rarely interrogated: more often than not it goes unchallenged as ‘reality’, common sense, or generalised ‘progress’. One of Foucault’s key insights in this respect is to constantly remind us that our ways of behaving and thinking are radically historical. A rationale that was coherent and ‘reasonable’ for a society in the past will often now appear to us absurd and brutal: he incites us to look at current society with this in mind. As Foucault once put it, the act of doing criticism is about making ‘harder those acts which are now too easy’. "　（斜體自加）

這應該很清楚的讓人懂了吧，傅柯的手法。而其仔細的考掘 也總是讓人充滿好奇的，從前的刑罰方式，對待瘋癲之人的方法等。是比較有歷史支持的，也是很著重細節的。

連結

生活中遺失了很多思緒。現在下班改了一條新路線，有船有鐵路，當然要多走兩步。在船上有時候靜靜的看著兩岸的燈，會想著很多事情。但許多都遺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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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又想起《戀人絮語》。在台灣誠品有想過買本《戀人絮語》送給朋友，因為在去台灣之前去喝酒，說了些感情不順的事。最後也沒有買下來，是因為覺得朋友未必喜歡。而歸來後跟朋友見面，已經感受到很不同。後來得悉不順的事沒有了，心裡想幸好沒有送。 世事看起來是這麼奇妙。

而我去誠品好像只是為了買《我執》。不是什麼特別的書，但自從決定了要去台灣後，我就想到誠品買《我執》，是一種偏執，簡直是某種咒語。是的，最後特意由台灣帶一本能在香港輕易買到的書。有說鄧小樺的序寫得太過重手，皆因梁文道在書中沒有說什麼大道理，但鄧小樺卻用了許多理論典故。但有一點我還是很深印象，而且重複提起，就是失戀的人才會讀或引用《戀人絮語》：

但我懷疑所有失戀的知識男性都會一發不可收拾地引用《戀人絮語》－－真正熱戀中或心情平和的人哪有空做這種事？只有感到失去愛情而不能在感性的抒情話語中安頓自己的人，才會那麼渴望一個能夠繼續生產意義的符號系統，這系統能夠讓主題停留在「愛情的感受」中，咀嚼那些令人肝腸寸斷的表徵 (signifier)。（26頁）

很喜歡如《戀人絮語》的《我執 》中的某些文章，不是因為可以窺探文化名人。而是當中的觀察，不論失戀與否，都讓人學到一點，明白一點，又或者是意識到某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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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怕自己會遺失一個關於誠品的紀錄。其實以上的都不是在回家路上想到的。

對於去誠品沒有特別期待，去到也沒有特別興奮。這對於一個文偽青年好像不太對勁。但今天想到的是，興奮是留給那些「年輕」的人。五年前的我去到可能會很高興。但人大只會越來越清楚自己，包括缺點，我知道自己買書是一種物慾，買下來的最後變成書債。當我意識到這點時，我自己進入誠品沒有興奮，沒有想要買些什麼書，但還是來一本《我執》好了，然後是考慮送各位朋友的書。不過，最後也為自己買了岑朗天一本關於村上春樹的書。其它的都買了送人了，連想送但沒在誠品買的，最後都送了。大致翻完《我執》，算是人大了後的進步？

當我們談論酒

我們總在談論酒的事情。

那天我牽著你手，一路說著香檳該用什麼杯子的喝，直到山腳。有一晚在日本餐廳裡，看到壁上的海報，又跟你複述漫畫中提到為何日本威士忌有那種龜背形狀的酒瓶。然後是你到了英倫，問我 cider 究竟是什麼樣的酒？上網查了查，原來是由蘋果汁發酵酒。雖然我們總在談論，我們卻沒有一起喝過酒。

《王牌酒保》也總在說酒，但當中重要的是不是蒸餾酒葡萄酒或調酒的知識。雖然佐佐倉溜也曾不懂為何銀座第一女公關不喜歡用笛形香檳杯來飲香檳，但是這是早期的事，也因為角色設定，他有超乎常人的觀察能力與應對。佐佐倉溜總是細心的洞察各人在吧檯後所隱藏的故事，然後調好一杯讓人釋懷、或和解、或精神的酒。如果以評論角度來看，讀多了會發現每個故事的結構有相類似的地方，甚至會使人覺得太過著跡或拼合得過火了。但當中所提到的信息，也有是細緻洞察所得。

現實中的我當然沒有佐佐倉那種細心的觀察，也沒有好好為你送上一些信息。佐佐倉在東山解釋後明白了不能用笛形杯的原因－笛形杯要抬頭喝，不再年輕的女人儘管沒有皺紋，但還是怕露出脖子。而我也明白調酒師送上一杯調酒所包含的心意，是對吧檯對面的客人的回應。而這不是單純在發生在二次元世界的事。我一直在說自己是 more than difficult，然後感謝朋友們。其實也想跟你說，謝謝你的包容，謝謝還是對我好，謝謝你的愛。今後我都會好好的回應你－－開心時慶祝的酒，在不順心的時候送上滲在方糖中的酒，也想著如何調制一杯釋懷的酒。當然，也期待著跟你一起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