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陳奐仁, 就是這段錄像, 後來再查一下, 發現他很全面. 因此就記了下來.

今日午飯時間多得很, 到HMV 逛了逛. 遇見Hanjin 的最新作品 Raw Jazz. 忽然有點興奮, 如此全能的一個人, 又肯作不同的嘗試. 我對陳奐仁的感覺有多了一層.

又偷一段youtube


真係好癲!

無力

近來總是被無力感所佔有.

面對書寫, 無力.
面對紀錄心情想法, 無力.
面對前景, 無力.

我有日告訴自己:「這是我最後的根據地」

這, 我是指寫作這個行為. 是最後的避難所, 是安靜的病房, 一片慘白, 碰巧跟電腦屏幕一樣. 但我所能掌握, 有信心的世界一再縮小, 只剩下這裡這動作.

努力

曾幾何時，我都相信努力就一定得。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邏輯？今日我只是想解答這個問題。首先我想再問一個問題：勤力努力就能脫貧，你相信嗎？

我可以確實的回答不一定。這是我的信念，可能不是事實。但讓我解釋我的想法。

一個人出生在哪裡，出生在哪個家庭，這些毫無疑問對你的生活經濟甚至成就有很大的影響。這個時候總有一些例子來反駁我的看法：（１）一個窮小子發大達（２）有家境的都需要努力才能成功。今天我想說我聽夠了。試問又有多少百分比的窮人忽然脫貧？　試問有家境的不是被沒有的成功得容易些。

出生是不能選擇的。所以我認為為著公平，每個人都應該有一些制度上的保障去發展自己，減少一些自己不能選擇的因素對生活經濟的影響。

如果你不支持這社會公義的話，我也不會勉強。如果你堅守「努力就一定得」的信念，我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妥。但是要把這信念硬加在世界上每一個人身上，這我就反對。只是叫一個人努力，他所能達到的很快就會到了極限。

這種社會公義其實又跟＜四代香港人＞和＜我這一代香港人＞相關，＜四＞的其中一個主旨就是嬰兒潮一代有所成就，其中一個原因是第一代人的開放。而面對嬰兒潮一代，後兩代人不能上位，也未能剛上經濟起飛，也就是說沒有了「機會」。再有三十世代嚴重控訴嬰兒潮一代把弄香港經濟命脈，出了一個成也金融，敗也金融的笑話。審視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似乎大得抽象。但單看普通人對綜援的感覺便知。寄生蟲。一定是懶。好像香港貧窮的問題只是因為有人懶惰而成，所有社會福利是多餘的。這指控若出致嬰兒潮一代更是有趣，當年政府提供的公共屋村，免費教育不是福利是什麼？

最近在讀了龍應台的<親愛的安德烈>，當中有一段列舉了各國用於救援（aid）佔全國GNP的比重。結果是最前頭的國家都是歐洲國家，龍應台舉此例來說明她的消極道德，說是上述的國家的人民同意政府把錢用於遙遠的貧窮人民身上。而美國僅排２２位。今日用此例非說明救援工作幫得上忙，我只是好奇為何這些歐洲國家肯發這麼多錢，而背後的原因又是否跟它們的政治經濟制度有關？

我不是給懶惰的人辯解。我只是想指出貧窮（經濟上）跟公義之間是有些聯繫的。我明白成功與否（經濟上）還是需要個人的努力，但努力佔多重呢？這個於不同地方不同人身上我有不同的答案，我只是想你重新考慮努力的比重，希望不要再放得太重，尤其是對其他人。

容許我先引幾段

「投票是以「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運作的。在一個社會中，基層的數目必定會比為商的多，亦會比學術智者多，亦會比中產的多，全民投票所選出的領袖，真的能夠平衡不同階層的利益嗎？我一直不相信選舉制度，就是這個原因。奧巴馬得票率為百分之五十三，麥凱恩為百分之四十六，換言之，美國至少有一億三千八百萬人是不滿意選舉結果的！

在商業世界中，全民投票似乎是沒可能的事。你見過員工投票決定誰當行政總裁嗎？志願團體的總幹事一職，受助人有話事權嗎？因此，你亦絕不會看到在會議室裡，野狗亂吠、香蕉橫飛的情境。

商業世界的高效率（相比政府），可能全賴於此。」
出處:普選
普選@hkblog

作者於後來一篇blog回應: 「『普選』一文, 其實並非反對普選, 只是一個反思: 原來曾有 或 現有其他制度, 都可以做得很好, 而非主觀地要求回復君主制度或企業化.」

作者想舉一些例子來作反思。我也就反思了一晚，得出以下結論。

商業機構志願團體跟一個政府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在商業機構或志願團體上行得通的，都不能在一個政府上可行。

1. 商業機構的領導人是向股東負責，不是向員工負責。

2. 員工跟商業機構的關係是合約關係。在合約精神下，一個人可以跟不同的公司定立僱傭合約，所以是有選擇的，如有不滿意，可以選擇在其他公司定立另一份合約。而志願機構跟受助人之間關係更不同, 志願機構無責任幫助受助人.

而人民跟政府的關係有「社會合約」（social contract）的關係，但人民是不容易的選擇自己所屬的國家，至少移民這流動性低得多。人民不滿政府不能輕易有其他選擇來解決問題。

3. 當然員工的流動性跟人民遷移到別國的流動性都有限制。因此要釐清政府跟私人機構本質上的分別。私人機構的領導人主要影響公司營利，從而影響員工生計。有時候領導人亦可以影響員工之影響如健康（有沒有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但要注意一)就算公司倒閉員工生計受影響，他可以去找另一間公司，而這種流動性比移民的大。二）有法律監管公司領導人的行為，在某些損害公司利益的情況下，他不能免除法律責任，這有阻嚇作用。但一個國家的政府如果不是人民選的，那麼有什麼有效制度可以監管
呢？

我要強調政府的施政影響每一個人，因此我們需要民主選舉來確保大部分人都接受或認同施政。這是公平的問題。

再者公司目標明確就是獲得最大的利益（這是主要的目標，也可有其他較次要的）；但社會上不同團體不同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那麼政府是需要平衡各種利益，所以選舉能夠某程度上達到此工作，而這是商業團體的一班股東或董事說了算不能比擬。

從以上三點可以看到，公司跟志願機構帶來的反思就是它們的選擇領導人的方法不能夠跟一個政府想比擬的。以上沒有證明到民主是唯一的道路。

爽!

「不爽.」 CL如是說.

然後還有被稱為有語障的wsy 同檯. 得出來的結果是很爽.

講了很多粗口, 甚至有一個moment 我覺得在旁邊食豬軟骨米線的女生也笑了笑. 但最奇妙的地方是CL, wsy 跟我說的範疇是音樂歷史的"instrumental value" 跟其"metaphysic", 還有說了心理學的不同學派. 我覺得三個不同學科的人竟然如此溝通, 是有點隨機中的美 (randomness)

究竟CL如何不爽呢? 原來我跟他都有點相同感覺. 上到大學遺失了一些東西-一些inspiring 的人和事. 沒有了從前的朋友, 沒有一同努力有相同理念的人, 沒有了一些不按牌理出牌但又傳授到武功的老師. 與想像中有些差距, 甚至我們覺得這令人倒退.

這一次短聚讓人緬懷過去, 又有一點叉電的感覺. 難得是在大學的時候再找回這類型的對話, 然後讓人覺得有些希望. 提醒自己要些什麼, 不要被身邊的水流而淹沒或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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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次希望透過文字來繼續進行這類對話, i.e. 一些有啟發性, 非關工作學業成績的對話, 一些看法. 不過不太成功. 我努力的寫, 交代自己的事情和想法. 這或許是一種錯(或者是不好)的交流吧.

2. 今日的正經話題很多: 有關於聆聽音樂的, 音樂歷史, 心理學, 甚至關於老師, 從前的教育等等. 有時間再展開陳述.